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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东方雅典”:奇伟气派的楚文化

更新时间:201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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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

1992年夏天,季羡林参观湖北武汉和荆州的博物馆,看到很多出土文物,“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心中兴奋,非言语所能表达”。大为惊诧之下,季老写下《中国古史应当重写》一文,提出至晚到周代,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和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而无论是在学者们的历史著作中,还是一般人的心目中,当时南方仍然是蛮荒之地,文化上不得台面,“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情的”。

几年之后,季先生又在《中国通史必须重写》一文中写道,现在考古发掘工作告诉我们,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决不可轻视,过去只看到黄河流域一个地方,是不够的,“今天我们再写历史,决不能再走这一条老路”。

勃兴:南方大都会

在湖北荆州古城以北约5公里的地方,就是楚国鼎盛时期都城郢都的故城遗址——纪南城。考古发现,纪南城土筑城垣保存较好,城内面积约16平方公里,其规模是荆州古城的3倍多。城里的宫城区、贵族居住区、平民生活区、集市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分布明显。

2011年起,随着纪南城大遗址保护项目的启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力量经过多年现场发掘,在这一片稻田与水网交织分布的平原上,不仅发现一批古窑址、古井等新的重要遗迹,而且明确了纪南城内宫殿区的范围。宫城面积72万余平方米,与北京故宫面积相当。

史籍记载:“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也。”早上穿新衣进城,晚上敝衣而归,郢都之繁盛可见一斑。据考古学家统计,郢都城区人口达到30万人。

城外大量楚国墓葬出土的文化精品,更集中体现了楚文化的绮丽风貌和辉煌成就。以纪南故城遗址为中心,方圆数十公里墓葬遗存数量惊人,有八岭山、马山、纪山、雨台山、天星观等多个古墓群,从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到中下层墓葬,一应俱全。

位于荆州郊外川店镇的熊家冢,是目前所发现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布局最完整的楚国古墓,其车马殉葬坑中战车遗迹和战马遗骸排列整齐,气势恢宏,是迄今所见先秦最大车马阵。所以有“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之说。

楚国极盛之时,一度据有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半个中国。郢都堪称一个人口众多、繁华富庶的“南方大都会”。长期作为楚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里不仅集中了楚国优秀的人才,也创造了杰出的文明成果。

大批出土文物显现出长江中游先秦文明的丰富多彩与博大精深。以编钟和越王勾践剑等为代表,楚地青铜、复合铜冶炼技术炉火纯青。以虎座凤鸟为代表的出土竹木漆器,纹饰绚丽,造型丰富,显示出楚文化奇谲浪漫的个性。

中国是丝绸之国,自古就有大量的丝绸出口。最早的丝绸出现在良渚文化中,楚国后来居上,其数量之多,品种之齐全,花纹之秀美,制造之精良,举世无双。

1982年,湖北江陵县马山砖瓦厂取土制砖时发现一座战国墓。墓葬不大,不过数米长,但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将棺盖打开时,满棺灿若云彩的丝织品让所有人惊呆了。女性墓主人身上包裹的衣、袍、裙、衾就有13层。墓中还出土21件精美刺绣品,绣工精细,色彩鲜艳,纹样华丽,其中刺绣纹样“三头凤”图案尤为新奇独特。

漆器是中国传统手工艺。距今约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出土有漆碗。楚人用天然漆调制出红、黄、蓝、绿、金、银等彩漆,并具有防潮防腐性能,达到中国漆器工艺的高峰。

走进荆州博物馆,色泽鲜艳、形态各异的各种木漆器熠熠生辉,小到耳杯、漆盘、漆盒、木俑,大到镇墓兽、凤架鼓、木雕座屏、蟾座羽人,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据悉,荆州博物馆馆藏漆器逾万件,占全国出土漆器五分之三左右。

无怪乎季羡林先生感叹:“古代的楚国是文化辉煌之邦,这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放眼战国时代的世界,与楚国文化成就相辉映的,是古希腊;与楚郢都的历史地位相颉颃的,是古希腊名城雅典。著名学者张正明曾说,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东西方古代文化都到了一个灿烂的高峰,“在西方,是希腊文化;在东方,是楚文化。它们齐光竞辉,宛如太极的两仪”。

融合:“三苗后裔”与“祝融之子”

令考古学家困惑不已的是,早在楚文化勃兴之前近千年,长江流域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史前文明,无论是良渚文化还是石家河文化,都在距今大约4300年至4000年前后突然消失,整个长江流域似乎沉寂下来。

个中缘由,有人认为是洪水,有人认为是战争,也有人认为是其自身衰退的结果。由于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目前尚无定论。相对来说,与“禹征三苗”有关的说法更可信一些。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说,长江中游一带是古史传说中“三苗”部落所在区域,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长江中游群城叠起、文化璀璨,与“三苗”部落时代相吻合。

距今4300年至4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进入激荡时期,中原地区文明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广泛的辐射。代表中原文化的“禹”对代表长江文明的“三苗”进行了讨伐,自此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不断受到中原地区的强势影响,并随着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节奏而发展。

但是,长江流域原始先民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得到更深远的发展。“禹征三苗”的结果,是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两大文明带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

楚国兴起,恰是两大流域文化融洽,并开出灿烂之花的时期。

传说之中,楚人的先祖叫祝融,是炎帝身边的火正,也就是掌管火的官。祝融部落的一支季连从黄河流域南迁,直至汉水、荆山一带。所以作为楚国王族的屈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

大约在商末周初,楚人首领鬻熊率部居于丹阳,建立了楚国。在周成王时,楚首领熊绎受封为子爵。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的《楚居》便记载了季连南迁的经过和自商代至战国初期历代楚国首领居地的变迁情况。

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长期奋斗,才最终成为强国。从春秋早期开始,在军事上逐渐强大,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到战国时期,楚国基本统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楚威王之时,楚境东接齐鲁、西邻强秦,北抵三晋,南达九嶷,疆域之大为列国之最。文献记载楚国“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

立国800余年,楚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今天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楚文物,都体现出古代楚国“异常雄厚的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

这是南下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史前土著文化相碰撞、相融合的结果。比如,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数量巨大的纺轮,这些纺轮制作精美,很多上面都刻有纹饰,或有不同颜色的彩绘,有的甚至形似双鱼图案。这些精心彩绘、充满艺术气息的彩陶纺轮,似乎也昭示了长江文明浪漫放达的先声。

季羡林说:“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如果没有丰厚的、肥沃的,而且又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土壤,是决难以出现的。屈原的著作幻想瑰丽,描绘奇诡,同代表北方文化的《诗经》,文风迥乎不同。”经过多年的楚文化考古和研究,学术界已经公认楚文化在先秦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它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绵延:为中华文明留下丰富遗产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一把大火将楚国郢都烧掉。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麾师南下,攻拔楚国最后一个郢都寿郢。两年后,六国尽灭,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历史可以冲淡一个王国的背影,时间可以消弭一个时代的印迹,但文化烙印是永恒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文化魅力是无穷的。

千秋不老唯文化。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专家蔡靖泉认为,楚文化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铜铁冶铸、丝织刺绣、漆器制作、玉石琢磨、道家学说、庄骚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他们构成楚文化的完备体系,显示出楚文化鲜明的特色、成熟的形态和奇伟的气派。

从养蚕、缫丝、人工纺织、原始织机等方面来看,长江流域均开风气之先,可谓中国丝织刺绣的摇篮。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腰机,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流域的纺织技术已经走在前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丝织刺绣品,证明长江流域丝织刺绣在秦汉以后仍在突飞猛进。直至唐宋,江南地区丝绸文化依然独领风骚。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长江流域丝织刺绣的中心地位更是巍然耸立,不可撼动。

楚文化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以屈宋为代表的辞赋作品、以老庄为代表的哲学思想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楚人尚道,甚至有人认为道学之始,可追溯至楚人先祖鬻熊。相传《鬻子》一书是鬻熊与三代周王的对话辑录,开创了楚人独特的哲学观和道治文化,为后来老庄哲学在荆楚之地的成长培植了土壤。

冯友兰论及“楚人精神”,指出“楚人虽不沾周之文化之利益,亦不受周之文化之拘束,故其人多有极新之思想”。

秦统一以后的一大历史贡献是推行郡县制,“县”作为一种稳固的行政建制,一直被历代所保留。而县制的创设,却是楚人开创。早自楚武王熊通之时,在灭掉位于江汉平原西部的权国后,便设立了权县,又在权县选拔人才做县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设置。

方勤认为,楚国灭亡以后,楚文化的绵延虽不再冠以“楚”的名号,其特质却因汉王朝的强大,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今天,在湖北荆州市纪南文旅新区,一座依河而建、长约10公里的“楚国八百年”文化主题公园已经粗具雏形。生态公园配上楚文化发展历程,让市民在休闲娱乐中就可以感受到楚文化的精神魅力。

开放革新的文化品格、锐意进取的文化精神、浪漫达观的文化特质、兼容并蓄的文化取向,让楚文化一度成为长江流域文明之代表;其历经两千多年传承不息的内核,也为中华文明的广布注入了巨大能量。(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期“重振长江文明带”之四)

来源:半月谈网